滔滔黄河从青藏高原东部出发，蜿蜒奔流而下，途经宁夏平原和穿越黄土高坡，在潼关附近折转向东进入豫西峡谷，东流130公里的地方就是著名的黄河三门峡。从古至今，黄河三门峡作为黄河上最为险峻的峡谷河道之一，以其所有的独特自然地貌、人文景观和悠长丰厚的历史文化而显闻于世。虽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随着三门峡大坝的修建而改变了一部分自然地貌和大部分人文景观，但其所承载的厚重的黄河文化、漕运文化等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已深深渗入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族血脉中，成为整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记忆和特有的文化基因。因此，对黄河三门峡历史地理文化进行考察、挖掘、整理和提炼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造化天险

　　黄河三门峡是大自然造化的杰作。据地质学家研究，远古时期，三门峡以上区域是个大湖，东起三门峡，西至宝鸡一带，南缘为秦岭北麓，北迄禹门口—龙门山一带。后来由于地质运动和河水冲刷，逐渐形成特有的地貌。

　　三门峡峡谷两岸陡峭，最窄处相距仅250米。峡口处原有三座石岛，从东到西依次名为人门岛、神门岛、鬼门岛，神门岛和鬼门岛把河水分成三股，像为黄河开了三座门阙，从东到西称为人门、神门和鬼门，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中云： “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 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决，水流疏分，指状表目，亦谓之三门矣。”三门峡就是由此得名。

　　三门中神门最深、鬼门最险，人门最浅，三门中，“唯人门修广可行舟”。人门岛原为伸入河中的半岛，唐开元年间，为便于漕运，在半岛东南开挖运河，即开元新河，全长280米，宽6—8米，深为5—10米。三门出口处有三座石岛，从东到西依次为梳妆台、张公岛和砥柱石，统称起来就是“三门六峰”。在鬼门的南端，岸上有一块略向和中突出的拳形大岩，从远处观望，仿佛张口猛狮子，故称为狮子头。三门峡上的岩石主要是闪长玢岩，颜色铁青，质地坚硬。从西奔来的黄河，至三门峡及以下河道突然收窄，两岸石壁夹峙，河中石岛屹立，水流湍急，漩涡密布，险峻异常，《新唐书》上记载：“岁漕砥柱，覆者几半，河中有山号‘米堆’。运舟入三门，雇平陆人为门匠，执标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谚曰：‘古无门匠墓’，谓皆溺死。”因此，三门峡自古有“三门天险”之说。

　　三门峡南有崤山、熊耳等山，北有中条、王屋等山，在崇山峻岭之中只有黄河一线连接着东西两方，故三门峡在历史上为兵家所看重，有“黄河在山陕之间，龙门为险，而在晋豫之交，底柱为厄”的说法。当地地方志、《水经注》、历代流传下来的诗赋游记等记载了黄河三门峡的地理地貌，对照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9年编著的《三门峡漕运遗迹》记述，修坝前的原貌与地方志、《水经注》、历代流传下来的诗赋游记等记载的相当，说明两千年来黄河三门峡的原地理地貌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历代其上的人为建筑物有所变替。

　　由于三门峡谷位居黄河中游，控制流域面积大，岩石坚硬，两岸狭窄，地质条件好，河中有岛，便于截流施工，是天然的优良坝址。“炸将神鬼化为烟，从此安澜亿万年。”1957年，由于三门峡工程建设的需要，人、鬼、神三岛、梳妆台、开元新河及其上的古栈道、题刻和建筑物炸除，只留下张公岛和砥柱石，代之而起是一座宏伟的大坝。今天，大坝发挥着防洪、防凌、灌溉、发电等巨大的兴利作用，昔日难于逾越的天险化为了为民造福的水利工程。

　　漕运钩沉

　　漕运就是利用舟楫之力在河道上进行运输物资。黄河漕运历史悠久，远在大禹治水时，就有“陆行载车，水行载舟”的传说。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便有“壬辰，王其涉河”的记载。由于黄河中游河道比降大、水流急，逆流航行困难，特別是三门峡天险的阻隔，给黄河漕运带来难以克服的障碍，造成巨大的运输成本。为保障漕运的正常运行，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对黄河三门峡河道疏治。

　　历史上，真正的黄河漕运与疏导开端于秦汉时期。秦、汉定都关中，关中虽自古号称“天府”，然所产毕竟有限，朝廷仍需关东供给。但在古代，由于崤函古道艰险难行，陆路运输工具非常落后，并且运费高昂。汉高祖刘邦采取臣下“漕挽天下，西给京师”的建议，粮饷主要依靠漕运的办法从黄河转入渭河，西至京都。三门峡是黄河漕运的必经之地。汉武帝时，为了躲避三门天险，漕运改溯江、汉至汉中褒水，穿秦岭，陆运至斜水，再入渭抵京师，随发数万人凿褒斜道500余里，因水多湍石不可漕而没有成功。西汉成帝鸿嘉四年（公元前 17 年），动员大量人力开凿三门，其结果应岩石坠积河中，“水益湍急，而河为害甚于故”告终。东汉后期至魏晋，在总结西汉修凿三门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凿广三门峡是不可能的，从东汉桓帝时期开始改凿栈道。曹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寇慈奉遣率工匠五千人，在三门峡以下，五户以上河段进行整修，修栈道，平河阻。晋泰始三年（公元267年），晋泰始三年正月，晋武帝司马炎遣赵国、乐世，帅众五千余人，修凿河道，但河道的凶险状况仍未得到改善。人门左岸的600多米栈道，就是在这个时期基本成形。

　　隋唐继续定都关中。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6月，隋文帝命在三门峡两岸山崖上开凿栈道，以便船夫纤挽漕船逆流闯滩。隋末社会动乱，此时修复的一些栈道被破坏。唐朝建立，机构扩大，人员增多，京师所需也日益增多，从显庆元年起，大力修凿黄河栈道。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采纳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在三门以东置集津仓，三门以西置盐仓，两仓之间开凿十八里陆路，从下游漕运粮食至三门东入集津仓，再通过十八里陆路至三门西输进盐仓，避开三门之险，然后再以漕船运往京师。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41年），为通漕船而避开三门，李齐物率众采用“烧石沃醋”法在人门东南的岩石上又开凿一条运河，后人称开元新河，因季节行水位的变化，效果很不理想，但起到了“负索引舰”，使船“升于安流”的作用。安史之乱时期，三门峡栈道被破坏，漕运停顿。之后，唐代宗委命刘晏设法复漕，刘晏大力对漕运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主要是实行了分段运输法，之前，黄河漕运一直是采取将粮食直接运到长安的办法，比较费时，刘晏在清口（淮河、汴河汇合处）、河阴（汴河入黄河处）、渭口（渭河入黄河处）等处设置粮仓，同时根据个江河水位高低和水流缓急等情况，采取“江船不如汴，汴河不入河，河船不入渭”的原则进行运输，这样，按不同河段采取不同的船型，分段接运，运输时间大大缩短，运输能力充分发挥，事故大大减少，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唐咸通以后，社会动荡，漕运逐渐断绝。

　　汉唐时代，三门峡段的黄河漕运是我国内河航运最繁忙的河段。唐以降，经济中心由北方转至东南。五代十国后，北宋都开封，一个时期漕运的方向由陕漕运粮食至开封。元、明、清定都北京，经济大动脉也随之转移到了南北大运河，三门峡便失去了转运东南粮米至都城的重要地位，演变成了民间的商业活动或地方经济活动，通过三门的舟船愈来愈少。明万历以后，放弃不顾，中断发展。至民国时期，随着陇海铁路的建成通车，黄河漕运只剩下少量的横向渡运及短途的区间运输，纵向长途运输完全中断。值得一提的是，三门漕运也自上而下，转漕河东盐以销往东南各地，《大唐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颂并序》碑有河东盐“其漕砥柱”的记载。

　　以上是三门漕运的简要历史脉络。有此可知，三门漕运历时弥久，是一项旷日持久、宏伟浩大的工程，它始于秦汉，盛于唐，衰于元明，其治理的手段不外乎迂回避开、凿疏、修栈道、开新河、分段运输等。黄河漕运是秦汉至唐宋王朝的经济生命线，而三门峡是这条生命线上的咽喉，三门漕运在中国古代交通运输史上具有非常显著的地位。三门漕运及黄河漕运在历史上各个时期所处的地位不同，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情况。三门漕运虽然历经整治，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为历史条件和技术水平的限制，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55年至1957年，为配合三门峡大坝的修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附近进行了文物考察，在人门的左岸发现断续的625米左右古栈道遗存，在鬼门右岸有二段古栈道遗存，在下游调查了10公里，在两岸都发现了断断续续的古栈道遗存，并发现了集津仓、盐仓遗址和十八里陆路部分遗迹，这些漕运遗存是研究我国东西交通史和黄河漕运史的珍贵文物。

　　禹庙觅踪

　　大禹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治水英雄，大禹吸取前人治水的教训，采用疏导的办法治理了水患，造福百姓，为后世万民所称颂。古代传说，三门峡为大禹治水时所开，所以在三门峡修建庙宇，一为祭祀敬仰，二为漕运艰险，祈祷大禹神明保佑。

　　关于大禹庙的地址，根据《三门峡漕运遗迹》一书中根据考古和遗留下的诗文判断，唐宋时代大禹庙在人门岛上，现存的大禹庙在三门峡以西1公里许的黄河北岸台地上，据当地老年人讲，这块高地被称作“富山”和“金银山”，大约在金、元或元、明之际，人门岛的<